2009年2月2日 星期一
2009年1月23日 星期五
2008年8月27日 星期三
20080321第一場論壇:公民社會中之大學與公益(十)-江明修教授與談
前不久聯合報副刊裡,有一個大陸出身的學者在美國工作,寫了一篇文章,他談到他過去十幾年來,有幾次機會被應邀到台北作講學時,因為他從媒體得到台灣是一個危邦、亂邦,「危邦不入」,所以他就拒絕來。後來前不久,他還是來了,來了以後,他在台北觀察,他說:「這是華人世界最好的一個地方。」他坐捷運,到很多地方去,發現大家很熱情、有禮貌、井然有序,而且有中華文化的內涵。他回去就很感慨的在聯合報寫一篇文章,他寫:媒體實在是太亂了,把真正美好的社會都扭曲了。
另外大概在一年多前,我在政大坐電梯時,碰到一位教授是從人民大學來政大訪問的學者。我們聊起來,他和我說他來之前,他的家人都告訴他,台北非常亂,黑道治國。不是黑金,是黑道,八點以後絕對不能出門,結果他來了以後,發現他24小時都可以出門。他說他問路的時候,路人不只跟他講,而且還帶他去。他說沒想到台灣是這麼溫暖的一個社會。他說他到西安去作研究時,問一個路,人家跟他口頭講一講,還跟他要50塊人民幣。
在這個與談裡,我的重點有三點,第一點是,公益學院所提倡的公益,不是一個觀念啟蒙而已,而是一個培養許多行動與實踐的人才,可以到社會去把公民社會建立起來。這樣公民社會的建立過程,不只是不斷宣揚理念而已,而是不斷建立組織、建立制度、然後做中學,去作實踐。也唯有這樣,我們才能散佈許多很多種子,在社會每個角落、在世界每個角落,在歷史的縱軸裡面、流向裡面,可以傳到一百年、一千年之後。我想我們要反省的第一點是這個。
另外兩點是跟公益學院的整個發展與規劃理念有關,我想公益學院有兩個角色是需要去做的。對社會來說的話,第一個就是「搭橋」,「搭橋」其實在大概十年前的時候,我們在政大就開始提這個構想,後來我們把這個構想送給青輔會參考,青輔會就真的在各大學推。到目前為止還在推,所以很多大學常常會接到青輔會來信,邀請幫忙開設非營利組織相關課程等等。「搭橋計畫」的意思是,大學要作為整個非營利組織的連結中心,然後甚至要作為一個incubator孕育這些非營利組織。對既成的這些非營利組織,我們如何讓它連結起來,讓它有更好的人才、資源、知識,大學作為一個窗口,應該主動去提倡。
大學的服務學習不應該是像現在這種作法,事實上因為我們現在很忙,沒有辦法不斷的去談這個東西,大學的服務學習不應該跟高中的服務學習一樣。如果他只是功利性的連結到就業跟升學的話,這個精神就錯了。而且不應該是站在個人,學務處開始推動每一個個人,送到社區去掃地,去怎麼樣。其實我覺得過程中,需要作理念溝通,為什麼我們要做這個事情,這比去蓋一個章,一個小時、兩個小時的服務證明更有意義。所以大學做服務學習時,必須有很好的社團在校內。
今天我們的大學最大的危機不是五年五百億,追求頂尖,現在大學最大的危機在於我們服務性社團辦不起來,這才是我們文化上還有我們大學教育上最大的危機。這個部分如果說我們今天不去檢討,我們談服務學習,再多的人來參與服務學習都沒有意義。數字再多都沒辦法逃避國際孤立這個事實,事實上台灣只要繼續對人類、對這個世界有貢獻,就不可能被孤立。比如說,戰略上,我們台灣成為世界人權受迫害者的庇護地,全世界大概至少有幾千個人在世界上流離失所,在人權上受傷害,如果台灣跟他伸出援手,就國際化了,就不可能被孤立。因為你不斷地跟這些人類進步的力量在結合,怎麼可能會被孤立呢?我們整體的戰略跟策略來看有很大的錯誤:以大學來說,台灣目前整個走向的錯誤,希望法鼓不要重蹈覆轍。所以我想這個部分,「搭橋計畫」是滿有必要的,開始從學術的角度跟實務界的NPO做連結。像今天來的YWCA,在台灣與世界各地為了青年女性在奮鬥,很多經驗值得我們去學習,然後大學作為社會的一個學習中心去支援這麼好的組織,是特別有意義的。或者社區大學運動,在環保、自然生態,在很多方面的推動也都令人非常敬佩,很多經驗都是可以感動學生的,有的學生好像變成一個新的人一樣。
最後一點,就是我覺得應該要有一個「茁壯計畫」,透過一些策略,讓人類的整個精神文明提昇,從法鼓開始出發。在這茁壯的過程中,我們要有很務實的作法,讓公民的參與精神還有公民美德體現出來。專業是重要的,從每一個管理、領導、財務、公關等各種專業不斷去精進。如果「搭橋計畫」追求的是一個靈魂,「茁壯計畫」追求的就是卓越,所以呼應陳教授說的「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我們要「Excellence with a Soul」。謝謝大家。
繼續閱讀...2008年8月26日 星期二
20080321第一場論壇:公民社會中之大學與公益(九)-江明修教授與談
江老師:
校長、陳教授、張教授,還有在座各位先進、各位女士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我對於剛剛陳教授的演講,我非常震撼,非常感動。陳教授談的所有的觀點我都同意,我覺得我們的想法裡面有一些很共同的地方。除了我們對公益,對法鼓,對於聖嚴法師的認同這些是我們共同的之外,我覺得我們在作法上面有一點是完全一致的,就是「行動」。
我們需要有一個行動的基地,不是去追求那些虛名,成為世界拔尖第一。而是我們真的要去培養出要去實際施行的人才。除了有倫理以外,我們要能夠尊重制度,建立制度,然後能實際施行的人才。以天主教耶穌會為例,耶穌會創辦這四百年多來,他們從巴黎開始,很重要的一個就是說「哪裡有使命,我們就到哪裡去。哪裡有使命,我們就有行動。」這點是我們可以學到的。
昨天在元智大學碰到香港科技大學的前任創校副校長錢致榕教授,他是台大出身,之後在John Hopkins擔任非常重要的講座教授,是香港科技大學的創校副校長,後來我們把他聘回來擔任講座。他跟我們講了很多構想,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當初他們在創辦香港科技大學的時候,秉持一個道理,就是我們需要務實,不要動不動就說要成為世界第一,要成為拔尖,他說我們能做到什麼,就在這十年內把他完成。我們要什麼樣的人才,要培養什麼樣的人才,把這個想清楚之後,我們就去作。然後即使是看起來剛開始成效不是很大沒有關係,就是日積月累,一步一步去作,一直鍛鍊,讓別人來肯定我,而不是不斷作宣傳。現在香港科技大學已經非常受到國際肯定。這幾年來,台灣很多的大學同仁都很有感受,非常不以為然。法鼓大學必須要作一個示範,真正大學是怎麼樣的,要貢獻什麼,應該怎麼去下手。當校長在揭開這樣一個宏軌時,從環境、公益、藝術、人生這四種人類最美好的心靈上的事物開始來研究與實踐時,我就覺得這樣的大學會相當有潛力。我覺得公益學院作為法鼓這四個學院之一,絕對可以做成一個對世界有貢獻、有品質的小而美的學院。
剛剛陳教授提到公民美德。公民美德這個部分,從我們中國自古以來,不管是五倫也好,六倫也好,還有孫震孫校長提到第六倫,以及法鼓山的「新六倫運動」,我想我們從古到今這樣的提倡不遺餘力。我們從利己到利他之間,從五倫要跨到第六倫之間,需要一個實現的場域,還需要很多制度。我記得黃仁宇先生那本很有名的名著《萬歷十五年》,在結論中他講了一句話,「整個明朝的歷史,就是失敗人物的總記錄。」明朝聰明的人物非常多,上到皇帝,下至平民百姓、書院等等,都在提倡倫理,明朝是倫理治國。可是為什麼明朝兩百多年就以悲劇收場,黃仁宇先生在結論中說:「明朝單單用倫理治國,沒有辦法因應世界全球化以後,整個世界的變局。」需要不斷的有制度,建立制度來發揮倫理。
我想這樣的一個討論,包括林育生先生等,都在討論這樣一個問題。在中國,提倡倫理非常重要,因為這是我們的生活方式,不管是大傳統、小傳統,我們民間也好,學院也好,這是生活方式,也是大家所呈現的價值觀。可是搭配倫理所形成的各種制度是什麼?這是我們不斷要去作社會創新,不斷要去培養出相信制度的人才,尊重制度、相信制度的人才,然後願意照這個制度去互動的人才,包括剛剛陳教授所提的,自由的、寬容的人文素養。可是「寬容」是怎麼來的?寬容不應該只是一個呼籲,還包括彼此的一個德行,也就是說,彼此都是寬容的人,如果權力沒有被制衡的時候,就很難有真正的寬容。所以胡適之先生講說「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跟自由是一樣重要的,可是容忍可能是一種個人德行,自由也可以說是一種對別人的尊重,可是容忍與自由等等需要有制度也需要有環境。我覺得如果公益學院或是法鼓大學,除了前面陳教授與接下來張教授討論的範疇,除了在倫理面的強調以外,也在人才培養要如何建立更好的制度,而且從實踐的制度面來著力的話,我們將來對整個公民社會的建構會更加的有力。也唯有這樣子,兩岸四地的公民對話才不可能是空談。
兩岸公民社會的對話裡,我們除了要承認空間、文化不同,還有歷史發展脈絡不同以外,除了談大家都不會有意見、都有共識的倫理,我們更應該談的是一個實際行動的場所。在制度面互動,看看哪些是我們共同價值,或是哪些部分有落差。所以我非常希望以後能夠發展陳教授所提的公民社會發展指數。據我所知,發展指數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研究。如果兩岸四地的每一個層次的公民社會的發展指數都很清楚的做出來;然後,有哪一些是可以共同來做的,有哪些優點可以互相觀摩,然後有哪些是不夠的,可以互相學習。(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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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321第一場論壇:公民社會中之大學與公益(八)-陳健民老師主講
最後一個部分,是civility(公民素養),大學很重要的一個任務就是要培養公民的美德。公民社會有兩個很重要的理念,一個理念是一種談個體權利、自由的理念,也就是西方的自由主義;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理念是參與,這是受到西方republicanism(共和主義)的影響。權利與參與是兩個非常重要的理念,芝加哥大學的一個社會學家Edward Shils這樣說,他覺得在這兩個理念以上,有公民社會的美德。他把公民美德分兩個層次,一個是個人修養personal manners。這個層次很重要,因為在社會裡每個人有修養的話,就影響到我們在公民社會裡頭怎麼跟其他人相處,怎麼處理問題,因此有沒有風度是非常重要的。我還記得John Hopkins的一個civility project,就提出許多公民守則。其實公民守則有很多部分我覺得挺重要,特別在大陸很重要,大陸排隊經常有人插隊,令人討厭。Civility 的計畫人就談到這點,為什麼有人在我們前面插隊的時候我們特別不開心?有一個原因是插隊的人浪費我的時間,讓我要排更久,這是很明顯的,不過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讓人不開心的原因是,被插隊的那種感覺好像他把我看成透明的,好像我不存在這個世界,你插隊進來,那我算什麼。這是把人的存在否決,這是對人的一種衝擊,這樣就跑到我前面去,那我還有價值嗎?插隊給人這麼大的衝擊就是因為不尊重他人,這也影響到內心很多掙扎,例如我應該做反應嗎?他插隊,我做反應可能會打起來,但我不願意有衝突。可是我不做反應的話,我是什麼樣的人?好像一點guts都沒有,一點勇氣都沒有,這麼懦弱。竟然插隊影響到的是「我是誰」,這麼多的思考在內心裡沸揚。所以當一個人沒有公民美德的時後,就會引發很多內心的矛盾。所以哈伯瑪斯覺得公民社會裡需要有公民美德,而大學要培養這樣的修養。
但是,哈伯瑪斯認為在公民社會裡,更重要的不是這個層次,個人修養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他說最重要的是一種政治上的寬容, Tolerance是最重要的,特別是政治上的寬容。什麼是政治上的寬容?有句話講的挺好的,就是說「我反對你講的話,我反對你的意見,可是我會用生命去保護你說話的權利。」這就是寬容最高的表現。就是說雖然我可以跟你完全不同意見,可是當你說話的權利受到侵犯的時候,我會用生命來保護你講話的權利。為什麼我們需要這樣的寬容,因為公民社會就是一個多元開放的領域,在這個領域裡頭有不同宗教的團體並存,不能說因為彼此信仰不同,我看見你的宗教權利被政府侵犯的時候,我就不吭聲,下次可能就是我的宗教受害了。所以我一定要保護你的宗教權利,即使我完全不同意你的宗教,我也要這麼做。我們在公民社會裡頭有不同的團體,他們的利益不同,有不同的文化,團體間可能有衝突,那麼有這些多元衝突的環境下,我們一定要有寬容的精神,才能夠發展一種對話,慢慢解決這些共同的問題。這種寬容的精神,哈伯瑪斯覺得是最重要的。
這麼重要的寬容精神,其實與我們大學非常相關。怎麼樣培養這種寬容精神,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我們大學有一種教育叫Liberal Art Education我們香港翻譯作博雅教育,我覺得這個翻譯是挺好的,「博」就是說他不是很專的,我們要廣博一點的知識,而且是文雅的。「博雅教育」,就是我們談個人的修養,談的是要更寬闊一點的知識資訊,有時我們叫通識教育。現在教育很重要是培養批判的能力,讓人有一個critical mind,批判性的能力不單是要批判人家的意見,真正的批判能力就是對自己也要批判,真正的批判能力就是自我反省的能力,覺得我自己也不是絕對的,我自己也有問題,我的意見也不是絕對的,應該聽聽別人的意見。所以批判能力不只是對人家的批判,而且也包括對自我的批判。有了這個批判能力之後,我們知道沒有絕對的,很多事都不能簡單的認定是絕對的,那個時候我們會比較寬容一點,懂得去對話,慢慢與他人形成共識。所以博雅教育對於推動寬容精神,對整個公民社會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Liberal Art Education在美國也非常重要,早期美國學校是訓練教會的工作人員,譬如耶魯,哈佛等名校,當時都是為了要訓練教會裡頭的牧師。Univeristy of Virginia當時的President 是Jefferson,從蘇格蘭找一批學者進去教學。蘇格蘭當時有啟蒙運動(the Enlightenment in Scotland),許多知名學者像Adam Smith、David Hume、Adam Ferguson等,在那邊影響很大,這批學者後來跑去英國倫敦當學者,所以也影響到那裡的Liberal Art Education。另外,在德國University Berlin也是很重要的基地。我們中文大學也是非常看重Liberal Art Education,但也出現很多的問題。我舉個例子,我們的大學教育現在從四年制改成三年制,這很不好,把四年壓縮成三年,教學就非常功利,覺得縮短時間就能夠讓學生早一點完成訓練開始就業,這違反博雅教育的精神,所以學者吵起來,對香港政府非常不滿。所以以後幾年我們會重新改正,改回四年制,重新回到博雅教育的傳統。現在我們還在推博雅教育,學生畢業大約要有一百個學分,大概有六十個學分要本科的專業課程,通識教育大概佔了二十個學分左右,比例大概是這樣,要求學生學一些課程是超越原本的專業的,可能是有關藝術的欣賞、公民社會、全球化等這類問題。
大學要培養公民美德,要看大學有沒有自由的學風、跨學科的視野,還有學校整個氛圍,有沒有這種寧靜自由的氛圍,以及促進對話的空間等。我們非常期待法鼓山把學校建立起來之後,能有這樣的氛圍。如果大學要提供空間讓公民社會組織起來,就要看大學有沒有公信力、自由的氛圍,以及社會參與精神。大學教研如果能影響公民社會發展,那要靠大學的理念、研究的方向,與教研的素質。如果大學要作社會創新的基地,就要看大學領導的遠見、社會關懷、與寬容精神。大學要建立成一個公共領域、對話場域,就要看大學能不能保持政治中立,而且要保護教授的言論自由。大學要培養公民美德,就要看大學有沒有自由的學風、跨學科視野,以及寧靜致遠的氛圍。
總結來講,自由學風、社會關懷、寬容精神是非常重要的。我覺得當前的大學面臨非常大的挑戰。現在的大學越來越慢慢變成一個職業訓練場所,越來越看重職業訓練的部份。有時我覺得很可怕,一個人在人生裡,我們有非常多的角色;作一個工作人員,賺錢是我們其中一個角色,我們是律師、老師等等,這是我們其中一個角色,我還有很多其他的角色,我是人家的孩子、我是人家的丈夫、我是人家的爸爸等等。我是一個公民,我可能是一個佛教徒等等。我還是一個全球地球村的公民,我對大自然有責任,我有很多很多不同身份,我們每個人數起來,至少有一兩個,也許一二十個的身份,你的性別也是一個身份。為什麼我們教育裡,我們集中資源訓練我們的職業身份,而不覺得要花錢訓練去做一個好情人、好爸爸、好媽媽、好公民,好的大自然宇宙裡的一份子。我們把大學的目標侷限在工作的身份裡,這個是很可怕的,可是我們大學發展過程就是這樣。我們現在的學科發展越來越專精,我們對排名也越來越緊張,看重老師出版文章,出版文章是很重要的,可是只單單看這類非常量化的。現在比較重視的是專門的論文發表,但也要看重人文素質的培養。Harry Lewis寫了一本書,叫”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談現在的大學「卓越卻沒有靈魂」。我們現在的大學就是追求卓越,可是我們都沒有靈魂。他書裡面說為什麼沒有靈魂,就是現在大學已經忘了我們要培養年輕人,要對他的人生、對公民社會要承擔,我們現在的大學都沒有這樣的承擔。大學的發展,不但對大學自己有負面影響,對整個公民社會,也有負面影響。希望我們都能夠建立一個大學,不單是卓越,還是要有靈魂。謝謝。(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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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321第一場論壇:公民社會中之大學與公益(七)-陳健民老師主講
大學成為一個公共領域
大學對於公民社會發展的第四個重要功能是公共領域,大學應成為一個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公共領域的概念是哈伯瑪斯提出的,哈伯瑪斯認為要用絕對標準來衡量現代社會,什麼是真、善、美等等是很困難的。那我們能怎麼做?我們只能夠創造一個好的環境讓人對某些問題作對話。在對話的過程裡,儘量把身份地位拿開,只看彼此講話的內容與論據,不以人廢言。過程中要真誠平等的對話。他覺得現代社會這些很重要,因為沒有絕對標準,只能透過對話慢慢形成共識。如果對話沒法產生共識,才去投票,少數服從多數。對他來講民主不單是投票的過程,更重要的是投票之前,我們對問題有沒有更好的理解,用比較理性的態度去投票。
這次台灣的總統選舉,氣氛沒有那麼熱烈,可能也是好處。街上沒那麼熱,可能因為都已經作了決定,不是說這兩天出了什麼事情就會影響到投票決定,可能大家都已經知道要怎麼投票,這樣是很好的,對哈伯瑪斯來說更重要的是投票與理解對話的課題,這才是民主更重要的部分。另外,對哈伯瑪斯來說,以前十七、十八世紀時英國咖啡店,法國沙龍等等,都是很好的公共空間,還有當時一些報紙,文章,輿論、藝術等等,這些都非常重要。學者、知識份子與一般人都需要這樣對話的空間。
現代社會對大學有非常大的期待,哈伯瑪斯覺得大學應該是這樣的空間:容許理性對話,通過理性對話影響到國家政府的政策。因為政府要以民為本,就是要先知道民眾的想法,不知道民眾想怎麼做,怎麼可能以民為本?大學中的知識份子其實扮演這個角色非常重要,就是要創造一個公共空間與其對話。那個過程裡,哈伯瑪斯覺學者一定要超越基礎學科,因為要解決問題,很多時候需要不同的學科,需要超越基礎學科。這需要很強的自我反思能力,你不反省,覺得自己就是對的,那事情沒法變化,要變化首先要反省。透過自我反省,理解自己有限制,通過這個過程才能慢慢形成共識。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大學之功能。我對公民社會的理念是:她是一個公共領域,可以通過這個領域去對話、聯繫,解決公共問題;公民社會不單是一個個組織,這些組織應該要通過公共對話過程形成一種社會的理念來影響政府。所以公民社會不能沒有對話這個部分,大學應該是一個示範。
要做到這樣我覺得很重要的是大學首先要政治中立,所謂政治中立不是說大學裡頭不要談政治,而是說每個老師在做研究時應該要政治中立,不要讓他的政治概念影響他的研究;可是作為一個公民,每個老師當然可以參與政治。要讓大學更精彩,就是讓不同政治理念的教授都能並存。大學聘請老師的時候看的是能力,而不是政治態度,這個時候大學就會精彩,因為學校裡頭有不同的政治意見並存。要這樣做首先大學自己要政治中立,只看老師研究教學的能力。所以從組織層面上來說,大學要政治中立,到了個別的學者,他可以參與政治。另外就是tenure system(終身聘用制)。要容許教授對社會事務發表意見,通過理性對話影響國家的政策,因此首先要保護他的言論自由不受侵犯,大學的終身聘用制對建立一個公共領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基礎。(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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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321第一場論壇:公民社會中之大學與公益(六)-陳健民老師主講
大學作為社會創新基地實踐公民社會理念
第三個方面是大學作為社會創新的基地實踐公民社會的理念。我覺得大學作為一個社會創新的基地是非常重要的,現在企業談企業談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很難相信大學不談這個。大學在社會裡頭也好像一個企業一樣,他每天也在買賣很多東西,他對整個社會也一樣有個社會責任。
舉個例子,在美國有179所大學,他們參與一個協定叫Fair Labor Association(公平勞動協會),依照他們的檢查報告去做採購。這個Fair Labor Association關注不同國家、工廠在製造的過程裡有沒有保護勞工的權益,當然還包括其他的社會問責的標準。非常重要的是有關勞工的保護方面的,有沒有違法、違反勞工法、有沒有保護他們的身體等等。這一百多家參與公平勞動協會的大學同意,採購時應向符合勞工保護責任標準的工廠採購,這個例子說明大學應該以身作則,在消費時要顧及社會責任。
現在學校裡用很多紙,有一個NGO推動學校在使用紙張時,先評估用紙是否能夠recycle,如果不能recycle的話,就不要用這個紙,而用製紙過程中比較保護大自然的紙。我覺得這個機構非常好,希望他能成功。
香港大學的校長在兩年前訂了一個規定,不管什麼單位,只要是在吃飯時用學校公款的,就不能夠吃魚翅,若有魚翅,不管再便宜,也不能報帳。這是為了保護鯊魚。我覺得這個作法很好,讓大學要透過公款的管理過程,表達社會責任。所以我覺得大學應該要多思考這個部分,不單單是在大學裡教學。作教育不不單是演講,還是要用行動,大學每天都有行動,包括我們消費模式也是一種行動。
另外,大學可以提供一個空間給社會企業來實現它的理念。社會企業大致分成三類,第一類是帶有公益目的而成立的企業,例如企業在聘用員工的時候,特別關注一些弱勢團體,請一些殘障人士來當員工。第二類的社會企業就是出產的產品特別是提供給弱勢團體的,例如香港有間公司特別是為了殘障人士作一些幫他們走路的工具,他們提供給他們比市場便宜的輔具。另外一個例子是Habitat for Humanity(仁人家園),在大陸他們就翻譯叫「窮人建房子」。因為在市場裡頭他買不到房子,民工、農民等等很難去買房子,都是自己來建。但在城市裡頭比較困難,所以他幫助窮人作這個。這個NGO幫助他們蓋房子。第三種social Enterprise的員工與產品都很一般,他們賺錢之後,把錢捐到慈善事業去。舉一個例子,美國好萊塢名星Paul Newman有一個食品公司叫Newman’s OWN,在超市裡也可以買到它的東西。他賺了錢之後把所有的錢都捐到美國的教育、公益事業裡頭去,過去幾年已經有幾億美金了。這是第三類,賺錢之後把錢捐到公益事業。
我認為大學可以提供空間,給社會企業團體嘗試一下在大學裡運作。在我們中文大學裡,我們所爭論的就是一個小賣部。有一個NGO協助失業婦女組成同心合作社,來投標經營香港中文大學裡的小賣部,最後我們就給他們去做。這個合作社是人人平等的,作決策是集體作決策,開始是沒有資源,都是一些人捐錢或是貸款給他們,作為開始啟動的基金,我們大學不收他們的租金,希望能夠用較低的價錢提供服務與商品給老師與學生,我們只收一些管理費,作為維修、水電等費用。
這個合作社非常精彩,同一個時間也有一個新書店在校內開店。我非常不滿意香港的學術氣氛,大家都不看書,大學只有一個小書店,真會讓人受不了。我覺得一個好的大學要看兩件事情,一個是看書店,另一個是看咖啡店。咖啡店很重要,要有一個空間規劃,讓大家坐下來聊天,談問題。另外書店很重要,到大學不用看什麼演講堂,看看他書店有沒有人在買書,看看咖啡店有沒有人在談話、討論問題就好了。中文大學只有一個小書店,而且賣的都是教科書,所以我們推動一批朋友,多半是醫生、銀行家,在大學裡開另一個書店。我對它非常放心,覺得有品味、資金多。但合作社令我非常擔心,怕這些原本沒工作做的女工會因為經營不好而虧本。可是三年之後,這新書店虧了一兩百萬港幣,只好把書店關了。可是合作社站起來了,不但在三年內就能夠打平,還把以前的貸款還清了。
他們很厲害,不僅自己在做,而且很多學生參與他們。他們都是婦女,要顧家,但這是個便利店,晚上開得很晚,晚上還在學校的學生,因為整個學校都關了,只有這間店開著,所以很喜歡跑來這個店買東西。晚上十點鐘以後,學生來看店,婦女回家去看小孩。學生參與其中,從中理解香港貧窮、婦女問題等,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所以學生會都自動邀學生晚上去幫忙。這個同心合作社很厲害,他也變成一個培訓機構,推動這個合作社的概念,讓很多不同地方的人來這裡參加培訓班,學完之後再到其他地方、其他大學去推動合作社運動。
而且合作社也探討許多社會議題,比如說「抗議米奇」,米奇就是Mickey Mouse,指的就是美國Disney文化,主要是針對迪士尼對員工不好的問題,覺得他們生產很多產品,卻沒有保護勞工。另外還有「平反六四」,是關於六四運動。這些女工以前不敢出來講話,現在敢講。他們每天賺的錢不單是自己能分紅,還能把每年賺的錢,撥一些捐給其它的慈善團體。每年不太多,可是有這個精神。現在他們女工合作社的章程裡,就提到將營利的部份捐給其它公益團體。雖然只是小小的一個店,但是很了不起,現在因為大學的態度問題,很擔心這個店能不能再做下去。
大學也可以提供一個空間讓學生能參與學校的行政,提出學校的問題。舉一個我覺得挺重要的例子,雖然參與過程中有一點對抗性。我們中文大學在過去二、三十年發展的挺快的,但是發展過程沒法避免一些衝突,像是發展與保育的衝突。很多時候是學校要把老房子拆除,或是砍樹。有一條從捷運站到教學樓的路,很美、很多樹,可是路很窄,學校覺得有危險,所以要把路擴大,就必須把旁邊的樹砍掉。但是這些樹幾十年在這裡,對這個學校的學生來說,是個集體記憶,對這些幾十年的大樹很有感情。學校說砍就砍,不單學生,還有校友都反對。我們這些校友是六、七十年代畢業的,但很積極關心學校,他們組成了一個校友關注團,對學校的任何事情都要表達意見。所以這次學生就跟校友聯合一起反對,後來學校就提出幾個不同的解決方案,比方改成單行道,或是把整條路改成人行道,或是切往另一個方向等等。
我覺得這表示大家可以開始對話,用理性去想有沒有其它替代方案,這是之前完全沒有的。最近最重要的是學校提出規劃學校整體發展。作法是找四家建築公司,提出四個方案,有不同的模型,放在一個大演講廳裡,用大概三個月的時間給我們去看,也辦了幾場演講,讓不同的公司說明它的理念,會怎麼保護學校的樹,怎樣用風能以減少使用資源等等。還有一些問卷給我們填,讓我們表達什麼因素是比較重要的。
這個作法應是受到先前的抗議運動影響,所以現在作發展的時候都要小心,要通過對話的過程進行。當然還是有很多學生不滿意,還是覺得這類的資訊作的不夠,但已經有進步了。記得有個北大的教授來到我們中文大學作訪問,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稱讚香港中文大學的師生為了保護老樹作了這麼多事情,並說如果北大的師生能夠用同樣的態度來保護北大的老房子就好了。北大為了發展拆了很多老房子,他們在北大看不見有這樣的精神,現在有了,我真的覺得這挺重要。
我們過去一年在香港發生一件影響很大的事情,就是當政府要拆天星碼頭、皇后碼頭時,產生非常激烈的對抗。那個事情我們每個人都非常痛心,覺得這兩個碼頭都是我們小的時候經常去看海的地方,政府卻說拆就拆。龍應台寫了一篇文章說香港只有「中環價值」,說香港中環的高樓大廈非常漂亮現代化,可是發展過程只重效率現代化,沒有考慮其它的情況與保育的問題。拆的前幾天,很多人跑去懷念,看一眼,感受一下。連周潤發也去拍照,去懷念我們小時候常去的地方。結果中文大學保護校園資源環境的同一批學生跟校友,一群人就坐在那裡不願意走,什麼車都別想進去。雖然最後還是拆掉了,但這個過程引發政府重新思考這個問題。那群學生後來到外面就積極地參與社會保育運動。
學校作為社會創新的基地、給社會企業空間、重視社會責任等,關鍵是大學領導的遠見:社會關懷、以及寬容的精神。這很不容易,因為會碰到學生鬧事、人員管理,以及專業判斷的問題。還有計畫到最後要不要取消、重新執行、對話需要寬容等等,真的不容易,都是考驗。
(待續)
繼續閱讀...2008年8月12日 星期二
20080321第一場論壇:公民社會中之大學與公益(五)-陳健民老師講稿
大學透過教學與研究支援公民社會發展
第二方面的功能是大學透過教學與研究支援公民社會發展。從教學來講,例如子美國早在1967年就開始推動Service Learning Program,也就是通過服務過程,學生可以學習,而且是有學分的。我在1999年看到美國的數字是大概有600多個學校參與Service Learning Program,參與教授大概13,000多人吧。學生動員大概是四十萬。在香港大學,有一個Social Innovation Internship,社會創新實習計畫,這也是有學分的,分成四個方向去學習,包括媒體、國際機構、非政府組織,以及社會服務組織,參與當中去學習,拿學分,不單單是社工系,什麼系都可以參與其中。我們中文大學有不同類型的program,可是我們沒有很有系統的把他整合起來。每個夏天,我們會推動很多實習的program給我們的學生。
其中一個就是,送我們的學生去廣州的一個NGO組織,這個組織服務大陸的痲風病人,這些痲瘋病人其實已經康復了,但病好了以後他沒辦法再融入當地社會,因為一般老百姓不理解,以為痲風病雖然醫好了,還是會傳染,所以就不接受他們。於是這類的康復者,就住在山上面的一個不同地方的康復之村,痲風病人村。一住就是幾十年,沒有跟外界接觸。當地人對這類痲風病人村,都是非常憎恨,非常衝動的。我看到不少照片,有一些地方非常偏僻,要穿過山的隧道,才看得見有人住在那裡。我們每年都派學生,跟著這個機構去痲風病人村服務。一般可能是會幫助他們修理房子,有時是幫他們做很簡單的事情,幫他們按摩,有時因為他們溝通的語言是潮州話,連溝通都有困難,就跟他們發展友情,有時候提供一些日用品給他們。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服務,通過這個過程,他們也提倡社會功能,因為很多時候是社會不理解他們;透過媒體,透過很多不同的活動,在社區裡頭宣傳其實他們是不會傳染,沒有問題的。他們也把病人帶到社區裡,到廣州走一天,吃個飯,因為很多人已經三十年沒有離開這個村莊。
很感動的是,因為這些老人家很久沒有回到老家。我看到有張照片是兩姊妹抱在一起,三十多年沒有見面。他們透過媒體看見,發現是沒問題的。有一個志工,把他帶到他們家們口,讓兩個人抱在一起。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服務學習過程,讓社會對這些麻風病人沒有歧視,可以慢慢接受他們。
另外一個NGO也是作同樣的工作,叫「家」。家有點不同,他是比較屬於年輕人的,他是每年都有work camp工作營,去到這些痲瘋病人村,痲瘋病人村在中國很多地方有,不單在廣東。他們推動這些義工,從美國、德國等世界各地方來,去修橋舖路、清理水溝等等,經常因為空間不夠,要擠一房間睡,也沒有地方洗澡,志工需要有很大的毅力來作這個工作。有一個學生,看起來滿傳統的不像香港的學生,原來是台灣學生。來到我們這裡唸書,他參加這個「家」,現在還沒有香港的學生參加這類的工作營,希望能夠帶動更多的學生去。
我們還做了很多研究性的工作。我們到社區裡作研究,做完之後,讓NGO利用我們學生研究的結果,去開記者招待會,要求有些改善等等,我們有這類的program。而且是老師帶著他們作研究,透過這個研究去影響到這些社區發展,我們有系統支持很多這類的研究。
在研究方面,其實也可以影響到公民社會發展。我介紹一下我們現在在做的研究,現在香港中文大學公民研究中心,跟清華大學的NGO研究所,合作幫一個北京的公民慈善捐贈信息中心做一個研究。這個研究是做慈善事業發展指數。公民慈善信息中心是個什麼樣的組織呢?他們其實是中國的民政部的下面的一個機構,所以我們跟他們一塊合作研究其實是能影響政策的。我們如何影響政策?在大陸,他們評審地方政府的表現,主要是看經濟發展的能力,看地方經濟發展的怎麼樣,能夠帶動多少的投資等等。都是非常硬的指標。過去地方幹部非常努力發展經濟,因為評價他們表現的數據都是利用這類的指標。中國人做生意他是非常厲害的,所以每一個地方幹部看起來都是董事長一樣的,都非常厲害,都在做生意,所以經濟這個部分發展得很好。
可是發展過程非常不平衡,出現很多很多的勞工問題,環保問題。出現很多這樣的問題,要怎麼能夠平衡發展,我覺得現在的共產黨比較懂得這個問題,他們已經理解到了不平衡發展出現了問題。所以他們現在為了和諧社會,談科學發展觀。這些都是比較進步的,他們內涵是說要民主法治,談公正、正義,最後是談與大自然和諧相處。這些都是非常進步的想法,可是空談是沒用的,怎麼能夠在地方影響到幹部?怎麼樣平衡發展?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就是看看他們評審這些幹部表現的時後都是用什麼指標。如果在經濟發展指標以外加上其他指標,一些社會發展指標,那就會不一樣了。所以我們發展一些指標,看地方政府在推動慈善事業方面表現如何,包括當地的捐款情況如何,捐款的量怎麼樣,當地的義工動員情況怎麼樣、有多少人做義工、有多少的NGO登記起來、政府花多少錢向NGO購買他們的服務等等。將這類評量的把它們計算起來,變成一個指數,來看不同的省、市、縣在這方面表現怎麼樣,希望將來在評審的時候也看這個部分。所以我們非常樂意在這方面跟他們合作,希望能夠在今年能把這些指標訂起來,然後在年底開始蒐集受訓,將來希望能夠跟國家領導人去談,和主管部門去談,希望他們能夠一步一步把這些變成考核的指標。這都是我們要做的,我們覺得這個做起來之後,可以對中國在這方面的發展能夠有個比較全面的影響。我們作學者的,在大學裡頭就是希望能夠透過我們的專業能力,影響到我們的政策,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發展。
另外,學者有時也可以影響公民社會的發展。香港有一個「社區經濟互助計畫」挺有創意的。幾年前我們香港的經濟非常的差,我們其實在八十年代中就已經產業空洞化了,工廠都移到大陸廣東去了。我們香港只有大概七百萬人,可是我們工廠移到大陸去,大概廣在東我們聘請的工人就差不多一千萬人,比整個香港的人口還多。所以空洞化的情況非常嚴重,可是因為我們有服務業、金融業等等還是非常活躍,所以我們沒有出現像台灣這麼多的問題。可是從九七、九八年金融風暴之後,整個服務業不行了,大家也不消費了,變得很緊張,很多人失業。很多是中年婦女沒有工廠工作可做,也沒有酒樓、賓館請他們作服務生。
所以在那個時候這個社區經濟互助計畫出現了。每個人雖然沒有工作,可是還有能力。我可以幫你做菜、看小孩、補衣服,我還可以作其他的事情,每一件事情有它的價值。這個計畫就是把每種勞動作個計算,你給人家剪頭髮,我給你三十分,你幫人家作別的事我給你二十分。他們就在這個社區中互相交換,互相幫忙買飯、看小孩等等。有些企業把東西捐到那個Project裡作交換,大家可以去到中心裡頭去換一些吃、用的日用品。透過這樣的過程,就可以不需要向政府要求福利,雖然其實福利是不難拿到的,只要申請就可以取得,差不多有港幣四千塊,大概一萬兩千塊台幣吧。但他們不願意拿,他們覺得自己還可以勞動貢獻,為甚麼不做。在這個過程中,我的學生那時候就去訪問他們,他們覺得不單是為了解決生活問題,有自尊心裡的感覺會好一點。這個計畫背後有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的副主任黃洪博士在幫忙作顧問,提供研究。
總之,大學通過教學與研究能夠影響到整個公民社會的發展。當然這個影響關鍵是大學教育的理念教學。如果研究方向只想要作一些非常有看頭的研究是不夠的,並不是這些純理論的不重要,而是要鼓勵學者也做社會參與類的,對整個社會有實際影響的研究。
(待續)
繼續閱讀...2008年8月6日 星期三
20080321第一場論壇:公民社會中之大學與公益(四)-陳健民老師
大學孕育公民社會組織
那麼,在大陸情況如何呢?其實大陸大學對提供空間給公民社會團體,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的研究顯示,大陸現在登記的社團大概是三十五萬,包括社團、基金會與一些社會服務團體,大概全部三十五萬,這是有登記的社團。可是沒有登記、潛在在四周的,有三百五十萬,有更高的統計是八百萬,是我大學另一位老師的研究,我們一般保守的估計是三百五十萬。為甚麼這麼多的團體沒有登記卻還在活動?主要是因為登記的條例非常嚴,登記的過程裡不但要上民政部登記,還需要找一個業務主管單位,跟台灣有點像。可是民間團體找業務主管單位非常困難,因為主管單位要承擔政治風險,每年要作年檢,如果這個團體發生什麼問題,業務主管單位要承擔。許多主管單位覺得為甚麼要承擔這個風險?所以有時候要使用個人關係,像有些年輕人組織義工團體,剛好親戚就是當大官的,就會由親戚的部門當主管單位。另外一個可能性是利益,有些部門,它不能成立公司,他就當主管單位,在社團裡塞一些營利的企業,然後去分錢,主管部門就在社團裡頭有這樣的利益關係。當沒有個人關係、利益關係時要找業務主管單位就很困難,所以很多團體都沒有登記。因此,大學就變成非常重要的一個部份,讓很多的團體可以在大學裡面活動;不單是大學的學生組織,比如說環保的組織,去農村協助教育的組織,都是一些學生團體,但也包括一些根本不是學生團體。在大陸,許多民間團體無法找到業務主管單位辦登記,就掛靠在大學的機構下面。這個「掛靠」並沒有一個真正的法律上的地位,他只是說,我們是屬於一個大學的某一個機構下面的組織。
例如「燈塔」,這個組織是在廣州市一個很有名的年輕人的組織,他每年動員幾百個大學生,去農村裡作義務教育。義務教育不單是去教計算機、英語等等這類技術性的東西,他們組織有一個很重要的口號,燈塔的口號就是「方向,人的一生」,人的一生一定要有個方向,不然他不知道去哪裡。所以他們的組織很重要的就是跟小孩對話,一塊兒生活,希望能用大學的影響,讓農村裡的小孩能很快有個人生的方向。那就是組織一個很重要的特點。那個組織很有名,我們在廣州看了很多媒體報導他們的活動,可是他們沒有登記,大陸就是這麼奇怪,媒體們都報導他們怎麼樣的好,可是沒有給他們登記。為甚麼沒有登記?因為他們工作的範圍不單單在廣州,他們把學生帶到不同的農村去,去了鄰近的偏遠地區,因此若要登記,就要找上一級的業務主管單位,不單單是市這一級。對於年輕人來講,他們哪能夠找到上一級,什麼廳的廳長來幫他們,作他們的業務主管單位?找不到,沒有法綠地位的時候麻煩很多,例如你要捐款給這個團體,但他們沒有登記就沒有戶頭,因為銀行戶頭須用他的單位名稱。他的捐款帳戶只能用個人當戶頭,捐款者能相信個人戶頭嗎?所以這對他籌款很不方便。租用場地時也出現很多問題,他只能找其它團體幫他租地方,合辦活動,不能自己去辦一個活動。後來「燈塔」掛靠在廣州的中山大學下的公民社會研究中心,現在廣州中山大學公民與社會中心的主任是朱健剛教授,在中山大學人類學裡是非常優秀的一位年輕教授,而且有行動力。在中山大學公民與社會研究中心,下面就有許多不同的項目,燈塔就變成其中一個項目。燈塔就用這樣半合法身份來活動,至少社會覺得它是掛在大學下面,因為大學有公信力,人家會相信這是一個正規的社團。
另一個例子是「熱愛家園」。他是上海一個相當重要的社區NGO,他們做的非常好,在社區中推動環保,在推動居民互動,在法律上面幫助居民解決非常多的問題。這個NGO的創設背景是由一群復旦大學法律系的學生,到社區裡頭去當志工,坐在那裡免費讓人們來諮詢有關法律的問題。這個團體因為是復旦大學,所以他非常有公信力。很多社團要走進社區服務是非常困難的,因為雖然他們是NGO,但在大陸,人們常以為非政府組織就是反政府組織,分不清「非」跟「反」兩個概念的不同,覺得「非政府」一定都是「反政府」。但因他們有復旦大學的背景,是個名校,所以能被信任。後來,熱愛家園成立了,畢業之後,他們還是用復旦大學法律學生義務法律諮詢隊這樣的名義在工作,生存一段時間。最後他們還是登記了,登記過程中也是很困難。
在大陸,公民社會團體不單是透過大學來服務社會,也是一個推動社會改革很重要的力量。大學提供一個機會給大量的人可以互動、溝通,最後也可嘗試一種社會運動的能量。在中國1989年的民主運動,就是由學生推動的。因此,大學的公信力、擁有一個自由的氛圍,擁有參與社會的精神等等都會對公民社會帶來很大的影響。
(待續) 繼續閱讀...2008年8月5日 星期二
20080321第一場論壇:公民社會中之大學與公益(三)-陳健民老師講稿
不單是社會服務,香港的學生組織其實對推動社會改革非常重要。我舉兩個例子:第一個就是推動中文運動,香港從以前就是一個殖民地,是使用英語的,官方的語言就是英語。以前這樣沒什麼問題,但從五十年代後期,因為大陸發生飢荒,許多大陸人移民來到香港,再加上六十年代中期發生文化大革命,也有許多人逃亡來此。這些移民來到香港沒有很強的歸屬感,他們始終覺得只要找個空間安安靜靜過日子就好。他們對政治不會感興趣,因為他們在大陸已經經歷夠了,就是因為不要政治所以才跑來香港,所以對於香港的社會沒什麼參與。他們希望有一天,大陸安定之後還可以回到老家的。可是我們這些在香港出生的、七十年代左右上大學的移民第二代,對香港的歸屬感很強烈,對於許多情況不滿意。以前老一輩的沒有什麼要求,我們卻認為應當要改變,因而產生了中文運動與反貪運動。
在整個中小學的教育當中,英語教育是非常殖民主義的,他們不強調民族意識,我們學中國歷史,學到1911年以後就不能再學了;我們如果要學1911年以後的近代史,就要用英語來念世界歷史,要用英語我們才能知道中國當代發生了什麼事情。很多事情要用英語學,但是透過英語,很多感覺是不同的,會有一種抽離感,這就是當時殖民地的遭遇。
我們進了大學以後,例如我去中文大學唸書,有些是很有名的從大陸過來的教授,比方說後來到台灣的錢穆先生。這些老先生對整個大學的氛圍影響很大,對整個中國文化與中國近代發展都影響學生很大。早期非常重要的是香港大學,他們要開始推動本土的改變,其中一個就是中文運動,要求中文要當作官方語文,不能用英語。那是一個很重要的改變。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反貪污運動。香港以前腐敗的情況非常嚴重,小的時候我住的地方,那時候老人家打麻將都在街上打,因為家裡沒有空間。我們住的地方非常小,我從小就沒有地方可以睡,都是和別人睡一張床,一直到大學,才有自己一張床可以睡,所以我很喜歡大學,因為大學給我第一張床睡。我們從小就是這樣長大,睡在地上、睡在街上,因為空間不夠,所以我們都是拿張墊子在街上攤開,下雨的時候再趕快收起來。因為空間不夠,人在們街上打麻將,因為在公共空間不能賭博,所以這其實是犯法的。而打麻將時,警察會從路上經過,他們就會抓一些零錢給警察,免得被抓,我覺得這件還沒那麼嚴重。可是因為香港貧窮,我們沒有自己的洗手間,每次都要去公共洗手間,我每次去公共洗手間,都看見有人吸毒,很多人吸了毒之後都睡在地上,非常髒,都是這樣。那個時候實在非常可怕,為甚麼會這樣呢?到處都有這麼多人吸毒,卻沒有人理,那是因為警察腐敗,因為黑社會給他們錢,所以他們就沒有處理這個事情。這就是我們的五、六十年代,成長過程都是這個樣子。所以新一代的社會部門變得非常重要,因為腐敗帶來太多社會問題。
1977年,香港有個非常重要的改變,我們成立廉政公署。我從美國求學畢業回來後,參與廉政工署的工作,我非常支持這個機構。七十年代,廉政公署出來之後整個香港腐敗的問題就減少了。現在有一個國際性的組織叫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國際透明組織),把國家腐敗程度作排序,最廉潔的第一名是新加坡,第二名是香港,台灣對不起,比較低一點。但我覺得台灣最近幾年慢慢在改善當中,特別是選舉我覺得沒有那麼多的黑金了。我們香港以前真的不是這樣,香港以前是非常腐敗的,是因為廉政公署的成立而改善。廉政公署為什麼會出現?因為當時的港督,他有社會主義的思考,推動了不少的改革。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學生運動,當時學生有一個反貪的運動,警察當然會攻擊他們、打他們、抓他們。可是那個運動的影響很大,當時有一個英國的警察在香港貪污之後回到老家,學生就用這個運動,把他抓回來,要在香港審判他。這個反貪運動影響到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中,整個社會也有強烈的反應,媒體也參與其中,我覺得這就是公民社會,公正而開放的媒體加上社會運動,影響到改革挺多的。
(待續) 繼續閱讀...2008年8月4日 星期一
20080321第一場論壇:公民社會中之大學與公益(二)-陳健民老師演講
公民社會由自主與多元開放的民間組織所構成
我們所談的公民社會究竟是什麼樣的公民社會?廣義來講很簡單,就是由公民組成的社會。在這樣的定義下,國家必須尊重公民的權力,反過來,公民也有必須實踐的責任和義務。比如排隊不要插隊等等,這是我們公民應有的美德。雖然我覺得這麼廣義已經很有意義了,但學者一般不會用這麼廣義的定義,學者關注的是公民美德的問題。一般來說,社會學家所定義的公民社會是由自主與多元開放的民間組織所構成的公共領域。通過這個領域,公民可進行對話、聯繫與合作促進公共利益,解決公共問題。這是屬於政府的架構以外的,所以我們說非政府組織,這就是大家所理解的NGO。在此我想強調「多元開放」,也就是參加與不參加、離開或加入都是自由的、自願的。因此,在同樣的領域裡會有不同類型的團體;同一個類型的團體也很多互相競爭的。在這樣的定義下,有些團體雖然是非政府的,我們也不會把它當成公民社會的一部份。例如黑社會,它一定是非政府的,但是大家都知道黑社會可能進去不太難,離開就不大容易了,所以我們不會把它看成公民社會的一部份,因為自願性不足。另外像是邪教,邪教在我們社會學來講,也是很難定義的。基本上在社會學裡只有最後一個標準,就是它是強迫性的,不能自由離開的。「強迫性」是一個很重要的邪教的定義,這類雖然也是非政府組織,我們也不會把它放進公民社會的領域。
公民社會一般來講有三個功能:第一就是監督政府,因為公民社會非常關注人的權利與自由,而政府最容易侵犯人的權利與自由。個人沒辦法保護個人的自由,所以我們要連結起來、監督政府。第二個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提供公共服務,特別是幫助弱勢團體。當政府作不好、不願意做、做的不夠,一般市場也不願意做,因為沒有賺錢的機會而不願意提供這個服務的時候,公民社會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提供服務給這些弱勢團體。第三個功能我們今天可能沒有機會談,就是發展社會資本。社會資本的內涵Robert Putnam講得很清楚,主要是要發展公民之間的網絡。透過網絡不斷互動的過程裡頭,可以發展互信,有了互信之後發展一種互相幫忙的、互惠的規矩與規範出來,這一種我們稱之為社會資本、社會資源。監督政府、公共服務、社會資本是公民社會三種非常重要的功能。
大學鼓勵學生參與社會服務與社會改革
大學對公民社會發展有什麼樣的貢獻?首先,大學提供一些空間給公民社會組織在大學裡面成立,透過這些組織來服務社會,推動改革。現在我會先集中談一談香港與大陸的例子。因為我主要是研究大陸,另外因為住在香港,所以對香港也有一點點研究。
大學提供資源給不同的學生組織,這也是為了鼓勵學生參與社會。我們大學有學生活動中心,裡面有校刊社、廣播電台,還有學生會辦公室,外面有看板讓學生可以放海報,例如學生用海報批評校長,他剛給中央政府委員做政協,學生不贊成他當中央政府的政協,所以在這裡討論這件事情。
大學鼓勵學生參與社會服務。以香港為例,很多學校都有社工隊,主要是去一些比較貧窮的社區裡,幫他們修橋、鋪路、幫小孩補習等等,即使畢業之後,往往還是會繼續做這類的服務。在我們的學校裡頭,有一個小扁擔就學計畫,幫助農村的小孩建學校等等,這個計畫也讓一些畢業生還可以回到母校一起參與這件事情。
(待續) 繼續閱讀...2008年7月30日 星期三
20080321第一場論壇:公民社會中之大學與公益(一)-陳健民老師演講
我先介紹我們香港中文大學剛成立的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也要介紹一下我們的logo。
我們logo看起來是由四個方向凝聚到中間,代表我們兩岸四地要合作,關注的是兩岸四地公民社會的發展;這也代表四個部門的合作:第一個是政府、第二個是企業界、第三個是公民社會、第四個是大學。我們的願景就是希望藉著四個部門的合作,兩岸四地合作,推動華人的公民社會發展。
今天(3/21)要談的題目是大學與公民社會的發展。我在大學當老師,可是我從來沒思考過很深入大學與公民社會這兩方面的關係,沒想過大學會對公民社會發展有什麼貢獻。我想到去年發生的一件事情,我對這件事很有感觸。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大學裡,有很多不同的商業單位,有銀行、飯堂、理髮店、書店、販賣部等等,我們大學內有一個委員會在管這些商業單位,我是委員會的主席。在這些商業單位的一個投標過程裡,在其中一個小賣部準備投標的時候,我告訴他們,如果他們之後可以請一些殘障人士、如果他們在經營過程裡頭有考慮環保的問題,如果他們整個服務裡頭有公益的內涵在裡頭的話,我們在選擇公司時,這些條件可以給他們高一點的分數。
這個作法我們是從幾年前就開始的,所以我們在不同的申請件中,挑了一個社會企業來做小賣部。後來,我們換了一個新的校長,他對這樣的作法不認同,他覺得不公平,認為我們要投標就要按照之前的規矩,對每一個公司都是公平的,不能因為帶有公益背景就加分,要求我們在投標的時候不能加這些條件。校長不同意委員會的結果。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我們要跟不同部門開會,要跟校長開會,要跟財政部開會,為了這樣一個小事情爭論很久。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感觸很深,我不能完全說校長沒道理,他是一個經濟學家,他從市場角度來講,運作要最有效率,不要講別的。我是學公民社會的,我覺得大學對社會有社會責任,而且我也不是對所有的商業單位都要求這樣的元素,只是對這個小賣部而已。
大學對整個公民社會的發展,公民理念的發展,究竟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我想,雖然我沒有研究過大學教育這方面的題目,我就利用這個機會分享我的觀察,看看我認為大學可以對公民社會可以作的貢獻。
(待續)
繼續閱讀...2008年4月17日 星期四
2008年3月26日 星期三
2008年3月23日 星期日
2008年3月21日 星期五
法鼓大學公益論壇活動報導-心靈環保、公益搭橋
法鼓大學籌備處於今(21)日舉辦法鼓公益論壇第一場論壇-公民社會中之大學與公益。
法鼓大學籌備處劉安之教授分享法鼓山大願興學的願景,指出法鼓大學要提供給世界的,不僅是培育提倡心靈環保並能自我領導的領導人才,更重要的是能夠探索讓地球生息、人類和平相處的知識和思想,而且能身體力行,利益世界。創校初期將以研究所教育為主,規劃設立之學院以人文、公益、環境、藝術等領域為主,並設立其相關領域之研究所與學程,加上禪文化研究中心和語文中心,強調跨領域整合學習的專業訓練及國內外實習課程,尤其將透過法鼓山的全球網絡及社會各界的力量,安排所有學生海外實習,以培養學生的國際觀及語文能力。法鼓大學將是集合精緻的、研究型、國際化、人文關懷等特色的國際教育村。
香港中文大學公民社會中心主任陳健民教授由公民社會建設看大學可扮演的角色。他指出,大學可作為社會創新的基地,實踐公民社會的理念,關鍵在於大學領導的遠見、社會關懷與寬容的精神。大學亦可培養公民美德,關鍵在於自由學風、跨學科視野,以及寧靜致遠的氛圍。他並指出,今天大學漸漸淪為職業訓練場地、學科發展日趨專精、競逐資源和排名,令大學日益功利,重視專門論文發表輕視人文素質的培養,這種發展將從根本上損害公民社會的成長。
暨南大學公民社會中心主任張英陣教授指出大學應該要有使命,不僅創造及傳遞知識,更應以知識服務社區。教師應當是研究、教學、服務三者並重,然而目前教師評鑒與升等大都以研究為主,較不重視教學與服務,使得大學被視為只是知識工廠。張教授建議大學應真正落實服務學習,重視大學與社區的夥伴關係,達成大學品格與公民教育之最重要使命。
中央大學客家學院院長江明修教授針對法鼓大學公益學院的規劃與發展,提出兩大方向。一是「搭橋」,公益學院可作為一個資源連結的平台,協助各地NPO發展能力建設,使非營利組織具有經營與管理的卓越行動,同時藉此將同質性的NPO服務網絡整合,透過大學的培力與協助工作,關懷在地社區,解決當地的社會問題。二是「茁壯」,培植NPO經營管理人才,包括募款、行銷、人事管理、社會企業、志工、國際接軌等,將社會創新、知識經濟與策略規劃的概念,帶入NPO社群,建構一個成熟且以公益價值為主導的社會。
繼續閱讀...2008 第一場公益論壇:公民社會中之大學與公益 (University and Philanthropy in the Civil Society)
日 期:97年3月21日(星期五)09:00~12:00
地 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402室(地圖)
主持人:劉安之 教授 / 法鼓大學籌備處
主講人:陳健民 副教授 / 香港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
| 與談人: | 江明修 教授 / 中央大學客家學院 |
| 張英陣 副教授 / 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
| 議 程: | 08:30~09:00 | 報到 |
| 09:00~09:10 | 致歡迎詞 | |
| 09:10~11:30 | 公民社會中之大學與公益 | |
| 11:30~12:00 | 分享與討論 |
| 報名方式: | 1.傳真:02-29393304 |
| 2.e-mail:tsf.asia@gmail.com | |
| 3.連絡人:俞小姐 手 機:0930-486989 |
回函截止日期:2008年3月18日
繼續閱讀...2008年3月20日 星期四
智慧、人文、公益,法鼓大學的啟端~法鼓公益論壇新聞稿
聖嚴法師期望透過「大學院教育、大普化教育、大關懷教育」,達到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積極籌備中之法鼓大學即是實現大學院教育重要的一環,旨在培養重視心靈環保、有人文胸襟與智慧,具備國際視野的高素質人才。
今年法鼓大學籌備處將舉辦一系列之法鼓公益論壇,深入探討大學與公益之豐富內涵。第一場論壇「公民社會中之大學與公益」於三月二十一日星期五上午九點~十二點,在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402AB會議室舉行。論壇由香港中文大學公民社會中心主任陳健民副教授主講,勾勒大學作為培養公民素養並作為社會創新基地之願景,並分享香港中文大學之實踐經驗;並邀請暨南大學公民社會中心主任張英陣副教授以及中央大學客家學院院長江明修教授與談,將分別分享暨南大學之社區夥伴經驗,以及對法鼓大學公益學院規劃與發展之期許。歡迎各界人士前往參加。
聯絡人:李先生0935-801804
2008年3月18日 星期二
法鼓大學籌備處2008年第一場公益論壇報名方式
報名方式:
1.傳真:02-29393304
2.e-mail:tsf.asia@gmail.com
3.連絡人:俞小姐
手 機:0930-486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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